2020年4月20日晚间至21日凌晨,中国银行“原油宝”产品遭遇了史无前例的“负油价”冲击,导致大量投资者蒙受巨额亏损,甚至倒欠银行资金,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一事件的发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全球宏观经济、原油市场结构、产品设计缺陷、银行风险管理以及投资者教育等多方面因素,在特定“时间点”上交织碰撞的必然结果。将深入剖析中行原油宝在特定时间点出现问题的深层原因。
中行原油宝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2020年4月20日和21日,美国WTI原油期货5月合约在临近交割时,史无前例地出现了负价格。这背后是全球原油市场极端供需失衡的体现。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各国经济活动停滞,交通、工业生产等主要原油消费领域需求断崖式下跌,全球原油需求锐减。与此同时,沙特和俄罗斯之间爆发“价格战”,两国为了争夺市场份额,大幅增产,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原油市场的供应过剩。需求锐减与供应激增叠加,使得全球原油库存迅速逼近甚至达到存储极限,尤其是美国库欣(Cushing)地区作为WTI原油期货的交割地,其储油罐大量被填满,导致原油实物交割面临巨大压力。
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持有WTI原油期货5月合约的多头,如果不想在交割日被迫接收无法储存的现货原油,就必须在最后交易日平仓或移仓。当储油成本高昂,且没有买家愿意接手实物原油时,卖家为了避免承担更大的存储和物流成本,宁愿“倒贴钱”出售合约。在5月合约最后交易日(4月21日,北京时间为4月22日凌晨)前夕,市场出现了恐慌性抛售,使得WTI原油期货5月合约价格跌至负值,最低曾触及-40.32美元/桶,这意味着持有该合约的投资者不仅颗粒无收,反而要向买方支付费用才能将原油清出。
中行原油宝挂钩的正是WTI原油期货主力合约,其关键的“移仓时间点”选择,恰巧撞上了这一历史性的“负油价”时刻,成为事件爆发的外部直接原因。
尽管负油价是外部因素,但中行原油宝自身的产品设计缺陷,使得其在面对极端市场风险时不堪一击,并将负面影响传导至投资者。
原油宝是一款“纸原油”产品,并非直接的期货合约,也无法进行实物交割。投资者与银行之间形成的是一种“类期货”的交易关系,由银行来处理底层期货合约的交易和移仓。中行原油宝的产品条款中,关于移仓的规定存在重大隐患。根据中行公告,原油宝在合约到期前,会根据市场情况进行移仓操作。但实际操作中,中行选择的移仓时间相对滞后。以WTI原油期货5月合约为例,中行设定的停止交易时间是北京时间4月21日22:00,这距离WTI原油期货5月合约的最后交易日(4月21日美东时间下午2:30,即北京时间4月22日凌晨2:30)非常接近。当市场出现极端行情时,流动性在最后几个小时会迅速枯竭,价格波动剧烈。
中行原油宝的交易系统和风控机制在设计上未能充分预见到并处理负价格情况。在事件发生前,大部分金融系统,包括银行的交易软件和清算系统,都没有将负价格纳入考虑范围,其价格显示、保证金计算、平仓止损等功能均是基于价格为正值而设计的。当负价格出现时,系统无法正常运行,导致无法触发有效的强制平仓机制,也无法及时进行风险提示或止损操作。这意味着,当油价跌至0以下后,投资者的亏损还在单方面无限扩大,直到最终银行不得不按照负值进行结算。
原油宝作为一款零售产品,其缺乏有效的强制平仓或止损机制,或者说这些机制在极端行情下未能发挥作用。一般期货交易会有保证金不足强制平仓的机制,但原油宝的平仓规则在面对负价格时失效,使得投资者需要承担远超本金的损失,甚至倒欠银行钱,这是其产品设计上非常致命的缺陷。
中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在原油宝业务的风险管理和应急预案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未能有效履行其作为产品发行方的职责。
风险评估不充分。中行在设计和推出原油宝产品时,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到WTI原油期货极端情况下出现负价格的“黑天鹅”事件。尽管负油价在历史上闻所未闻,但国际期货市场在极端情况下的高波动性和潜在风险是众所周知的。银行应建立更完善的压力测试模型,将小概率的极端事件纳入考量,并据此调整产品设计和风险控制策略。未能预见并充分评估这一极端风险,是银行风控的第一道失守。